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七十五载波澜壮阔，七十五载春华秋实。中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

　　连日来，南都、N视频持续推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跨越时空的接力”，走进多个行业和领域，讲述几代人传承奋发进取精神，真抓实干、接力创新，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我们的足迹跨越祖国大江南北，报道涵盖大国基建、民生大事、产业创业和文化艺术等领域。

　　有三代杂交水稻人接续攻坚端牢“中国饭碗”的峥嵘岁月；几代文保工作者在大漠深处接力守护千年石窟；一个普通铁路之家珍藏数十年对列车的独家记忆；与共和国同龄的照相馆忠实记录一方百姓精神面貌的更新；祖孙三代传承桥梁经验，凝聚中国桥梁人从跨渠到跨海的奋战缩影……75年来，中国人民踔厉奋发，迈向新的征程。

　　“速度”的变化最为显著。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铁路客车的平均时速只有20.9公里。1959年，15次列车第一天7：20从北京出发，第三天18：20才到广州，全程59个小时，平均时速约40公里。正是那段时期，王绍文在北京站做后勤工作，给儿子王金良留下的印象就是“辛苦”。

　　1978年12月，19岁的王金良，也成为“铁路人”，经过培训当上铁路炊事员。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切身体会到：铁路终于大规模提速了。

　　从1997年开始，我国铁路实现六次大提速。其中，1997年第一次大提速，京广、京沪和京哈三大干线全面提速，列车运行最高时速达140公里。到2007年第六次大提速，白色的“和谐号”动车组第一次进入国人视线公里，京哈、京广、京沪等部分区段时速到了250公里。

　　2008年，王金良的女儿王晶参加铁路工作，她赶上了我国高铁时代的启幕。2012年12月，京广高铁全线贯通运营。不久，王晶转入高铁车队，换上高铁的工作，成为高铁的列车长。因为要负责大大小小的事情，忙碌是常态。

　　与王晶的忙碌状态同时进行的，是我国高铁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今年6月，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京广高铁全线实现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按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今年9月，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高铁超4.6万公里。

　　变化不止于“速度”。王晶认为，高铁等列车的服务一直在优化。身体不便者等重点旅客，通过手机客户端不仅可以订票，还能预约迎送服务。儿童票的免票、优惠标准已由身高变为年龄，更加科学、人性化。

　　高铁带来的变化还有很多。王晶向南都记者表示，高铁因为定员，不会出现普通客车那种拥挤的状态。春运繁忙时，高铁也会加开临客，但几十年前她父亲经历的春运景象已经不再常见。

　　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桥梁的建设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跨渠，八十年代跨江，九十年代跨海，新世纪引领全球。

　　1950年，时年16岁的吴秋顺参加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秋顺建村镇小河沟渠间的小桥梁，以木桥石桥为主，机械化程度低，“就是靠人力怼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成为参建洛溪大桥工人中的一员，担任木工班长。

　　在洛溪大桥建成前，从番禺赶往广州市区，若在大石和洛溪等渡口受阻，花上数个小时也是常事。但在此后，广东省内“渡口切割公路”的烦恼被逐一拂去。桥梁人的目光，从“渡江”转向“渡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吴秋顺的儿子吴灿国投身建设虎门大桥。对于当时的建设队伍来说，“5年建设期，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整个技术都是全新的探索”。1997年，虎门大桥正式通车，成为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咽喉通道。它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的大规模现代化悬索桥，拥有18项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工程技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桥”。同刚入行时“半吊子”的爷爷、爸爸不同，吴立斌在大学专修路桥专业。最令吴立斌感到自豪的，当属2016年起他参与了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CB04标段的建设工程，“爷爷以前也常跟我讲，他很想走我做过的桥，特别是港珠澳大桥”。

　　这座“世纪工程”，因其超大的建筑规模、空前的施工难度和顶尖的建造技术而闻名世界。作为跨越伶仃洋海域、连接珠江口东西岸的关键性工程，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实现了珠海、澳门与香港的陆路连接，极大地提升了香港与珠三角西部地区之间的通行效率。

　　从肩扛手提、“怼人工”，到突破世界桥梁建设的最高难度，吴家三代人几乎见证、参与了七十五年间的跨越性工程，这也成为中国桥梁人七十五载接续奋进的缩影。

　　民以食为天，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袁隆平及其学生后辈，三代杂交水稻人为端牢“中国饭碗”挥洒了汗水和智慧。

　　1949年，我国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平均亩产仅68.6公斤，全国仅有13台联合收割机。正是那年，19岁的袁隆平报考农学专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看到农村的真实场景后，袁隆平更加坚定学农的信念：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当教员时，发现了“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水稻”稻株，并通过人工去雄杂交的试验，证实水稻确实存在优势，可以提高产量。

　　自此以后，他全身心投入到杂交水稻的研究中。上世纪七十年代IM体育平台，杂交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助力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

　　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成为国内外第一家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发的科研机构，袁隆平担任中心主任。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接力开展杂交水稻高产攻关。2000年、2004年、2011年和2014年分别实现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和1000公斤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育种攻关目标，2017年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亩产超1100公斤。

　　新世纪以来，除了继续高产目标，提升水稻品质、实现绿色安全也成为研究团队努力的方向。水稻是天生喜镉的植物。袁隆平的学生赵炳然带领团队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低镉高产。新一代的杂交水稻人韶也，是团队成员之一。

　　最终，在赵炳然的带领下，韶也创制首个高档优质低镉水稻“韶香100”；完成了隆平高科“臻两优8612”的低镉化改良，即“莲两优1号”。2023年，低镉型“臻两优8612”在湖南省推广107万亩，全部实现安全生产、丰产增收。今年，“臻两优8612”在湖南省有更大面积的推广。

　　在杂交水稻事业中，老一辈开创先河，接棒者增产提效，新生代助力绿色、安全发展。他们勇于创新，扎根田野，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

　　今年9月，位于广州的中国气象局区域数值天气预报重点实验室里，黄丽娜博士与同事们总结复盘台风“摩羯”的预报情况。“结果表明，我们采用新版对流参数化方案可改进台风路径预报。”她说。

　　这个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89岁的他也是黄丽娜导师戴永久的导师。75年前，曾庆存还是广东阳江一户贫农的孩子，那时，农民多“看天吃饭”。人们预测天气全凭经验，例如谚语中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燕子低飞蛇过道，蚂蚁搬家雨就到”。

　　直到1960年，曾庆存制成世界上第一幅以原始方程做真实预报的天气图，一举成为我国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关键人物。他与合作者先后创立数值天气预报与地球流体力学的数学物理系统理论和计算方法，阐明天气系统演变的大气动力学和热力学的本质特性，靠科学“看天”有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期天气预报和短期气候预测对于决策与规划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持续提升预报准确性成为众多研究人员的共同课题。戴永久拜师曾庆存门下，不止盯着“天”看，还向“下”探索，开始从事数值天气、气候、地球系统模式的陆面模式研究，探寻陆面过程及其与大气的相互作用。

　　从凭经验下地种田，到用科学数据预报，再到如今实时追踪台风，曾庆存、戴永久、黄丽娜师徒三代成为我国气象工作者七十五载接力奋斗、不断完善天气预报的缩影。他们，让风云可测，无惧风雨袭来。

　　产业兴旺，国家富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产业发展水平低，总量规模小。几十年如白驹过隙，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各行各业成绩非凡。

　　“555”品牌，始创于194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广州干电池生产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迅速恢复和发展，包括“555牌”电池在内的多个广州干电池生产厂商改造、研制一大批专用设备，改善生产条件，推动生产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起，“555牌”和“虎头牌”电池被主管部门指定为出口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电冰箱、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石英手表新“四大件”进入中国百姓家门，“555牌”电池开始化身规格不一的电池形态，出现在各类家电遥控器中，成为国民知名品牌。

　　那时候，广州电池厂老厂长王仁“下定决心拼搏一场”，部署出口创汇的计划，到市场进行观察，开展市场预测，并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提倡开展“价值工程”“目标管理”“工作研究”等活动，使企业节省开支3000多万元。

　　到了新世纪，“虎头牌”电池继续扬名海外。现任虎头电池总经理助理的吴艳表示，自从事海外销售以来，她的足迹已遍布非洲，从尼日利亚、安哥拉，到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

　　如今在非洲，消费者购买电池，已不再说“give me battery（给我电池）”，而是说“give me Tiger Head（给我虎头）”。“虎头”已经成为当地干电池市场优质产品的代名词，“是对我们产品的最高肯定”。

　　时光流转，行业涌入新鲜血液。“90后”李淑敏是虎头电源创新研究院的一名研发工程师，由她独立负责的小型消费锂电产品的开发项目也已有十余款面市产品，其中针对国外市场研发的USB可充锂电，作为替代干电池型可充锂电项目产品，在海外颇受欢迎。

　　她说，前辈的付出更坚定其在技术道路上攻坚克难的决心，关键是“不但要勇于创新、探索，更要脚踏实地”。

　　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千千万万的民间小店也在见证世相更新。广州番禺区新造镇有一家与新中国同龄的照相馆IM体育下载，至今照常营业。颇具老成气息的红底金字招牌“新造照相店”，下方还有“1949年开创”的注释。

　　新中国成立当年，甄楚然的父亲凭借自学的照相技术，创设了新造地区第一家照相店，填补了这项服务的空白。

　　上世纪六十年代，甄楚然中专毕业就接替父职，成了街坊口中的“影相仔”。改革开放后，他决定以个人身份承包照相店，从原先受雇于集体的职员，变成自负盈亏的个体户，在新造一带开创先例。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多姿多彩，拍照不再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奢侈。甄楚然夫妇迎来忙不完的生意，他们也因勤劳成了当年的“万元户”。“业务量的上升，对于我们既是工作压力，也是动力，难得这求之不得的大好局面，难得民众对我们这般信任……”谈及经商之道，甄楚然说，他们的收费标准低于市场均价，但服务质量绝不打折扣。

　　2006年，已掌店40余年的甄楚然，正式将店主一职交接给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二女儿甄蕴怡。如今的新造照相店，除了提供快照服务，也配有打印、扫描等便民设备。南都记者采访期间遇到了不少顾客，既有附近的街坊，也有循着搜索功能第一次踏入店铺的年轻人。

　　从甄楚然的父亲开创新造第一家照相店，到甄楚然的女儿坚守初心经营，三代掌镜人，忠实记录着一方百姓精神面貌的演变更新，也铭刻了普通劳动者抓住时代机遇、发挥聪明才智、用双手创建美好生活的身影。

　　“为了新中国，前进！”新中国成立几年后，电影《董存瑞》上映，获得巨大成功，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一举成名。在原文化部举行的1949年-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董存瑞》获一等奖，张良获演员个人一等奖。

　　上世纪七十年代，张良与妻子王静珠南下广州，在这片热土上，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夫妻二人一同接连创作出《梅花巾》《鱼档》《少年犯》《女人街》《特区打工妹》等多部反映时代巨变的影视佳作。

　　其中，由张良执导的《鱼档》，是第一部以个体户为主角的电影，更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经济发展的“活广告”。故事、人物、场景和语言都源于广州街头巷尾、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1984年上映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张良的儿子张海洋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走上电影之路。他告诉南都记者，自己对于电影的学习，一半是跟着父亲学习，而另外一半则是跟其他老导演学，如丁荫萌、曹征、王毅等人。“他们的工作作风、艺术功力，80年代珠影人的干劲，让我受益终身。”

　　2013年，张海洋组织成立广东省影视文化促进会，并担任会长。近年来，广东省影视文化促进会为影视文化交流合作搭建平台，整合影视产业资源，致力于打造广东影视文化产业旗舰，引领中国影视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而在祖国西北边陲之地，一代代知识分子远赴大漠深处，接续守护敦煌石窟，让荒芜之地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

　　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是第一代守护者。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全力招募青年美术工作者，前往敦煌延续临摹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敦煌莫高窟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灯。1954年，常书鸿从北京要来一台发电机，才使研究所有了供电设备。常书鸿的儿子常嘉煌向南都记者回忆：“当时发电机一天只能供电2个小时，所以每次听到发电机开始响了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没有电，研究院的人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天刚亮就开始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段文杰从常书鸿手中接过接力棒，接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又于1984年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那一代敦煌文保人，用丰硕的学术成果扭转了最初“敦煌者，中国学术伤心史也”的哀叹，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回归故里”成为现实。

　　1998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那年她60岁。樊锦诗任职期间，敦煌研究院形成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数字敦煌”项目也让莫高窟“永葆青春”成为可能。

　　如今，在新一代敦煌文保人对三维建模技术、VR虚拟现实场景等前沿技术的探索下，游客可通过佩戴VR设备，360度观赏壁画并穿越到1400多年前参与壁画故事情节。

　　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埋首搞研究让敦煌学回归故里，再到科学保护、利用新手法传承敦煌文化艺术，这七十五年，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大漠深处接力守护千年石窟，让它的独特魅力走向世界、生生不息。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一代代中国人民挥洒汗水、奋发进取，使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可以说，这75年，是伟大梦想接续实现的75年。新征程上，中国人民仍将在继往开来中创造新的更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