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0期）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2024）》发布会”

　　本期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主持，孙晓霞、毛振华、冀祥德为会议致辞，聚焦“构建地方债务长效机制”，来自学界、政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赵全厚、胡恒松、贾俊雪、袁海霞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孙晓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冀祥德致辞。

　　孙晓霞认为“地方债蓝皮书”系列既保持了延续性、可比性，又主动吸纳、守正创新，已逐步成为了我国地方债市场发展历史的记录者和思考者。她提出，努力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长效机制、实现债务可持续发展，是从根源上解决债务问题的要义所在，后续在化债推进过程中需处理好几个关系：一要关注化债过程中财政、金融领域面临的压力与风险，平衡好完成化债任务与维持财政、金融体系健康运转的关系；二要明确化债不是要消灭债务，而是保持可持续，要处理好化债与经济稳步发展的关系；三要处理好化债和新增发债的关系，可在低利率环境中扩大发债规模、开展债务置换，并注重债务结构优化；四要处理好化债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提高举债效率、培育和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毛振华表示，近期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史无前例的宽货币政策，提振市场信心，但实际上货币政策解决的更多是流量问题，在分配等方面的效应相对有限，并且随着长期的货币供给高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钝化”。在市场主体基本面没有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信心不足、需求疲软、信用收缩的问题，需要财政政策有更大的突破，与货币宽松形成合力，放大合成效应。而新一轮财政政策的发力需要用好用活政府债务工具，做到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调整债务结构，让中央加杠杆，加大国债发行力度；第二个关键是调整债务用途，一是向居民部门倾斜，发放现金补贴是短期内扩大劳动者收入、增加消费者利益的有效方法，二是解决政府信用问题，特别是政府对于企业的欠款问题，可通过债务置换等方式，有效改善政府信用，并且推动投资主体的好转。

　　冀祥德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2024）》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祝贺。他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于2021年首次出版即获得了优秀新皮书奖，本次发布的蓝皮书是第四部，对地方政府债券2023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包括对各省区市情况的梳理，也有针对不同种类地方政府债券的分类报告，以及对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投向、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化债、金融支持地方债务可持续发展等的专题研究。蓝皮书的研究立足于国际国内宏观趋势大图景，对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课题组的精心谋划下，未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将会持续提升，并不断发挥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建言献策的重要作用。

　　论坛第二单元，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副主编、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袁海霞博士代表论坛及蓝皮书研创团队发布题为《统筹化债与发展，构建长效发展机制——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分析与展望》的专题报告。

　　历经多年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已成为我国债券市场最大的债券品种，预计今年末规模将超过45万亿、占GDP比重或超过30%，持续发挥着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的积极作用，也为当前“一揽子化债”的有序实施提供必要助力。“926”局会议强调“加力推出增量政策”、“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目前市场对于财政政策的关注和期待进一步升温。从地方债务领域看，短期可以地方政府债券为抓手落实“四个可为”；长期来看，不仅是地方政府债券，整个地方债务领域面临的问题都与宏观转型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有关，应进一步统筹好化债与发展，把握好“四个关键”，推动长效机制构建。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作为积极财政的重要发力点，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扩容，新增限额保持高位。2024年，积极财政“适度加力”的要求下，地方债新增限额为4.62万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限额3.9万亿元、为历年“”下达限额的最高水平。但从实际发行情况看，财政收入下滑的掣肘下支出呈现“被动紧缩”状态，受此影响，地方债发行缩量，1-8月发行5.41万亿元、同比下滑14.13%，发行节奏也大幅放缓，截至8月末新增债发行进度为68.3%、慢于去年同期10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地方债到期高峰逐步来临以及“一揽子化债”深入推进，再融资债规模及占比均有所增加。今年1-8月，再融资债发行规模为2.32万亿元、占新发地方债的比重超四成，规模及占比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12个重点省份再融资债发行规模较大，占比达64%、高出非重点省份近30个百分点。“一揽子化债”实施以来IM体育下载，全国有27个省份发行了1.5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12个重点省份获得额度占比超七成，同时有23个省份发行超七千亿元用于存量政府投资项目的特殊新增专项债，非重点省份发行规模较大、占比超七成，积极助力债务化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8月有超七成省份地方债净融资额同比回落，非重点省份净融资额降幅更大、达22%，广东、四川等经济大省回落明显。

　　伴随地方债期限结构管理日趋完善，近年来地方债发行期限持续延长，但近两年，受期限相对较短的再融资债放量发行影响，地方债发行期限整体缩短、长期占比小幅回落。同时，地方债定价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今年1-8月各省地方债上浮利差均在15BP以内且差异较为明显。受发行期限缩短、市场化发行程度提升等影响，地方债发行利率整体波动下行、2024年为近年来最低水平，长端下行幅度更大、10年以上期限下行幅度超60bp。此外，国际化进程持续推进，离岸人民币地方债市场持续扩容，截至今年8月末，广东、深圳、海南已在香港、澳门发行407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债。

　　近年来，专项债募投领域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逐步拓宽，新基建、新能源、消费等领域项目陆续被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2024年，稳增长需求下，专项债重点支持对投资拉动明显的领域如交通、水利等，持续发挥稳基建、促投资的作用，同时加大新能源、新基建领域的支持，信息网络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占比有所抬升，进一步助力补短板、扩内需。与此同时，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的范围也持续扩大，从2019年的4个领域逐步增加到2023年的15个领域，但从实际应用来看，仍主要集中于交通领域、占比超八成。

　　第一，地方债发行节奏偏慢与财政支出被动紧缩，稳增长效应或受限。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进度及财政支出进度整体偏慢，不及市场预期，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完成进度仅39.14%、为近三年最低水平，下半年发行有所提速但仍偏慢；全国广义财政收入降幅呈逐月扩大态势，1-8月同比下降6.0%、降幅较上月加深0.7个百分点，收入端下滑的掣肘下，广义财政支出降幅也进一步扩大。受此影响，今年以来基建投资增速低于去年同期且呈逐月回落态势，1-8月基建投资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2.0个百分点至4.4%；值得注意的是，重点化债地区2024年上半年GDP及固投增速均低于非重点省份，经济大省跌幅也较大，新增专项债及财政支出对基建投资的支撑效应或有所受限。

　　第二，专项债趋于“一般化”，大量发行但效率偏低。近年来专项债持续快速扩容，但随着经济运行效率走低、传统基建领域逐步饱和，专项债优质项目储备不足问题逐渐显现，债券违规使用、资金闲置等问题逐步凸显，专项债逐步趋于“一般化”，资金效率待进一步提升。2023年中央审计报告披露，“专项债项目安排不科学，债券募集资金当年即闲置或被挪用”；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近年来专项债项目收益对本息的覆盖倍数整体偏低，且呈走弱态势，2024年上半年专项债项目收益本息覆盖倍数均值约为2.08倍、处于较低水平，此背景下地方债滚动愈加依赖再融资债借新还旧，反向加大债务付息压力。

　　第三，专项债作资本金比例仍然偏低，撬动全社会投资能力不足。近年来，政策多次强调“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要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专项债作资本金比例有所抬升但整体仍然较低，2024年上半年有约1400亿元专项债作资本金，占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比重约9%，与政策允许的上限（25%）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对社会资本的撬动效应仍待提升。2023年审计报告也指出“部分专项债项目未发挥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估算，上半年1.49万亿新增专项债实际撬动基建投资约1.70万亿，专项债投资撬动能力仍待提升。

　　第四，各地债务限额分配差异较大，与实际需求有一定欠配。财力雄厚与项目偏多的东部地区往往有更多的专项债结存限额，而财力薄弱与项目偏少的欠发达地区却几乎没有结存限额空间。同时，部分地区建设需求高但新增额度低，新增限额不足或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制约，而部分区域项目储备不足、难以匹配新增额度。债务限额分配与实际需求的欠配易导致资金闲置及挪用，同时将进一步加剧债务滚动压力、加深对再融资债借新还旧的依赖，重点省份再融资债借新还旧比例相对更高、均值达94%，高出非重点省份约10个百分点。

　　第五，地方政府债券付息压力持续增加，区域分化明显、重点省份尤为承压。付息是衡量财政和债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2023年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规模达1.23万亿元，付息支出占地方本级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7%、较2019年大幅抬升3.5个百分点；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估算，2024年地方政府债券付息规模或超1.3万亿元IM体育下载、同比增长超8%，付息支出占地方本级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将进一步抬升至7.1%，包含城投债务后的付息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或超24%。区域分化较为明显，2024年或有11省将超过10%的财政收入用于地方政府债券付息支出，化债重点省份更为承压，地方政府债券付息支出占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均值达14%、高出非重点省份7个百分点，考虑城投债务后的广义债务付息压力将更加突出。

　　一是宏观效率下滑与“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的矛盾。当前我国实体回报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均有进一步走弱趋势，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例，中国目前只有美国的40%左右。这也对我国长期以来“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效应形成一定制约。理想状态下债务扩张速度与经济增速相适应，但近年来两者出现了一定背离，债务扩张对应的却是经济增长中枢的缓慢下移，典型表现是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出让减收，新增货币供给对于GDP的拉动也逐步“钝化”，这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地方债务扩张中“债务-资产”难以有效转化的硬约束。从地方政府债券角度看，优质项目储备难，专项债更趋“一般化”，债务高企与资金闲置、挪用并存，面临债务扩张但资产转化效率不高的矛盾。

　　二是政府债务结构错配与有限财力的矛盾。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以“债务-投资”扩张为主要特征，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政府债务扩张的主体。发展至今，我国政府债务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债务结构不平衡，这也使得在宏观效率走弱、财政压力加剧的当下，债务付息压力不断凸显，加大了债务循环和滚续的难度。一方面是央地债务结构待优化，中央政府债务增速及杠杆率显著低于地方政府，而近年来房地产超调、土地财政弱化严重拖累地方收入，债务扩张但财力下滑加大了地方财政可持续的难度。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债券内部结构面临一定失衡，一般债与专项债结构待优化，目前地方债存量中专项债占比超60%，新增债务限额中专项债占比超80%，而其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地方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下滑至当前的两成左右，债务结构与财力的错配也导致地方政府持续面临基于发展责任的投资刚需与财力收缩、三保承压的矛盾，影响财政整体支出效率。

　　三是双向激励约束机制不足与地方发展活力激发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地方和个体经济活力的释放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过往，财政包干制和以GDP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等考核机制，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鼓励企业扩张、优化营商环境、支持经济发展。从目前来看，当前的一些宏观问题，化债中出现的收缩效应、效率问题、信心问题以及今年财政支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节奏的问题，其背后均与当前对于地方的双向激励约束机制相对不足之下地方行为模式发生转变有密切联系，甚至是核心关键，最终表现为地方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因此，当下如何构建完善的激励约束相容机制、激发地方活力，对于经济财政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730”局会议要求“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近期货币政策已显著发力，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信心不足、需求疲软、信用收缩的问题，仍需要财政政策有更大的突破。“926”局会议强调“加力推出增量政策”、“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目前市场对于财政政策的关注和期待进一步升温。从地方债务领域看，短期可以地方政府债券为抓手落实“四个可为”；长期来看，不仅是地方政府债券，整个地方债务领域面临的问题都与宏观转型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有关，应进一步统筹好化债与发展，把握好“四个关键”，推动长效机制构建。

　　第一，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加大“央进”力度、提升一般债占比。从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结构看，中央政府杠杆率低于地方政府，在显性债务中，中央政府债务占比40%左右，如果考虑到城投债务等包含在内的政府性债务，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不到三分之一；与美、日等国家相比，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以及中央政府部门债务占比都相对较低。在当前整体宏观效率下滑，微观主体扩表意愿不够强烈等背景下，中央加杠杆可以提振社会信心、扩大有效需求，同时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整体宏观债务成本也会趋于最小化，尤其考虑到目前经济发展与转型涉及到的重大战略及关键领域的项目大多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需要中央政府持续发力。中央加杠杆发力的形式可以是提升狭义的赤字率（包括发行国债、长期建设国债等），也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提升广义赤字来实现。目前我们主要采用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方式，考虑到财政支出偏慢、地方财政持续承压、政策效应的发挥以及“两重”“两新”领域的实际资金需求，建议加快使用，推动实物工作量尽快形成，并根据情况适时追加额度。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加大，部分地区“三保”压力突出，建议结合地方实际需求和专项债项目收益偏低的实际情况，合理提高地方政府债券中一般债的比重，支持地方政府权责范围内的公益与社会事业建设，缓解“三保”压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部分专项债挪用风险；至于专项债，对于部分资金到位难、对社会资本吸引不足的项目，也可适当考虑加大预算内投资、一般债的支持力度，保障项目尽早开工。

　　第二，完善债务限额分配，因地制宜匹配发展需求。当前经济运行仍面临多重压力，各地稳增长压力依然较高，地方政府仍需保持一定的“开前门”力度，但相较于前几年注重总量扩容，需要也应该更加关注有限财力下地方债务限额尤其是专项债的合理分配及使用效率。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低能级城市可采取以一般债为主的分配形式，减轻基层“三保”及公益性项目建设压力；对于确有专项债举借需求但债务水平不低的省份，可在加强对该区域募投项目的筛选及审核的基础上，适当弱化当地债务水平在限额分配中的考量，避免化债与发展的过度失衡，但仍需确保当年额度分配与债务风险化解进度相匹配。另一方面，适当向经济财力较强、人口持续流入、优质项目较多的发达地区倾斜，但对于往年地方债务限额使用比例不高或产生效益不足的省份，或可适当减少下一年度新增限额的分配；对于专项债资金用好用足、产生效益明显的地区，可积极予以支持。

　　第三，优化投向并放开资本金领域限制，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近年来专项债募投领域持续拓宽，2023年已涵盖11大领域、超50个具体投向，后续要进一步优化并合理拓宽，可交由地方自主选择需要放开的领域。同时，逐步放开专项债可用作资本金的投向领域限制，建议先和专项债的募投领域打通、各领域专项债均可用作项目资本金，而后再继续放开限制，赋予地方决定权，由地方自主判定和选择适宜领域或项目，更加精准有效地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第四，广义基建仍有空间，后续需要结合重点支持领域加强合格项目储备，提升全流程管理水平。虽然当前我国宏观效率逐步走低，传统基建项目趋于饱和，但广义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空间，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重点领域仍需地方政府债券加大支持，如新型城镇化、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领域等。后续要结合宏观发展阶段支持重点领域，围绕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要求，加强重点项目储备，以项目数量与质量为核心，逐步完善募投项目储备长效机制，短期可注重稳增长，加快实施“两重”、继续聚焦投资拉动大的领域，长期注重调结构与促转型，积极落实国家重大规划、持续布局新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此外，加强“借用管还”全流程管理，推动质与量的平衡。其一，不断完善专项债项目穿透式监测机制，依托信息化手段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有效识别项目实际需求变化、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其二，健全专项债违规使用处理处罚机制，加大违规行为追责力度，切实发挥制度效能。其三，全面开展资金使用绩效管理，引导提升债券资金使用效率，并加强结果应用，充分发挥激励约束作用。

　　第一，统筹化债与发展，把握好债务规模、结构与效率的平衡。短期内决策层化债意图仍然明显，但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同样迫切，需统筹好化债与发展。一要继续推进“控增化存”，用好财政、金融、盘活地方国资等既有手段，以时间换空间缓释流动性风险；二要适当调整优化存量化债政策，如允许城投债利息借新还旧、避免“利息本金化”，动态优化“名单制”管理，加强全口径地方债务管理、完善透明监管等，还需注重对调升赤字率、中央加杠杆置换、AMC参与化债等增量化债政策的储备。中长期来看，需把握好经济增长与最优债务规模、财政可持续的关系。一要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先立后破”，加强新能源、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新动能培育，并保持房地产平稳运行，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二要基于“资产-负债”视角把握好经济增长与最优债务规模、财政可持续的关系，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为债务化解和后续发展提供参考，同时对地方债务要合理扩容、优化结构、提高效率。

　　第二，健全地方债务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强化制度约束及立法保障。近年来我国在加强地方债务监管、完善债务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与美、日等国家相比仍缺少一定法律层面约束。后续来看，一要推动出台针对地方债务领域的专门法律，加强地方债务“借用管还”的顶层约束和立法保障；二要建立显隐性全口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披露频率、设立信息披露奖惩机制，并不断完善信用评级管理体系、合理反应差异性，强化市场约束作用；此外，可继续探索偿债基金制度，在地方财政承压、债务到期普遍依赖借新还旧的背景下，继续探索按需设立偿债准备金制度，减轻即期偿还压力、防范债券兑付风险。

　　第三，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财事权匹配程度。一是优化央地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在既有15个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领域细化落实，并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支出比例，合理上移教育、社保等社会民生领域地方支出责任，同时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二是深化税制改革、加快地方税建设，增厚地方自主财力。适当提高共享税地方分享比例，培育地方专享主体税种，并探索适度下放税权的可行性，推进消费税征收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并持续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建立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此外还要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三是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在更多区域、更深层次推进，通过适度上移事权、理顺财权、完善转移支付等提升市县财事权匹配程度，增强基层财政运行保障。

　　第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完善顶层设计，合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地方政府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公益属性强且关系社会民生的纯公共领域，仍以政府投资为主，但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三保”、重大战略任务等；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公益属性逐步减弱的准公共领域，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引入社会资本，如地方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以引入市场机制等；对于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社会效益、完全可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领域，放权市场、逐步从地方财政供给范围内剥离，既能减轻政府事权、降低负债压力，又能让市场在经济建设、风险定价和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作用。

　　论坛第三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长效机制”展开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过去基于中国土地的二元体系，构建了以地兴市，以地兴企，以土地作为杠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金融化的模式。但是目前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末端，由于投资回报的下降和投资成本的上升，地方政府债务不断累积，产能过剩、供求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等后果已经系统性地显现出来。这说明传统的有为政府在产业定位、功能定位和项目定位方面存在问题，进而引发了地方政府的收支矛盾。

　　所以，对于适应高质量发展，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适应全国大市场构建要进行新型生产关系的重构。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政府职能和定位的调整，即政府是否需要回归到服务型政府，是否需要从传统的经济引领和建设功能转变为创新功能、服务功能和社会功能，这种重构必须在财政收支项目和收支功能上有所体现。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调整以及财政面临困境，为改革提供了窗口期。我们必须抓住当前改革的内生动力和契机，从根本上寻找问题，制定中长期的框架和措施，以协调短期部署。

　　财达证券副总经理胡恒松指出，第一，地方政府债券的监管应该兼顾“法度”与“温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应公开透明，建议对一些困难区域加大专项债倾斜力度；项目包装策划须“科学严谨”；但后续监管需“有温度”， 地方政府面临诸多压力，建议在监管查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包容性。

　　第二，数据表明，中央政府在举债方面仍有较大空间，而地方政府确实面临巨大压力。当前整体利率下行，建议短期抓住政策风口期，以时间换空间，加快对隐形债务的置换。从中期来看，城投公司转型对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地方政府减少举债和地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监管应避免“一刀切”。长期仍需关注税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第三，经济发展与债务风险防范之间存在博弈关系，需要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一方面，稳步化解债务风险，不可一刀切，也不可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客观看待债务问题，不“谈债色变”，也不“掉以轻心”， 适当举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投资要重视回报。最后，分类管理债务，既要解决存量偿债问题，也要解决发展新增资金问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赵全厚认为，“十三五”时期开始隐性债务的化解，“十四五”时期是化解隐性债务的关键时期。预计到“十五五”时期，隐性债务风险将得到较大缓解，但专项债券风险值得关注。专项债券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承担逆周期调控任务，新增专项债券规模短期内将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应提高专项债券项目质量。

　　首先，在逆周期调控中扩大专项债券的使用范围，建议取消正面清单，让地方政府基于投资条例范围和项目质量进行投资，同时控制风险。其次，借鉴美国地方政府收入债券的经验，鼓励市场主体在公共领域提供准公共服务或特许经营项目，通过市场主体发起的项目由政府进行审核以后，把专项债转给市场主体，可以解决目前政府项目收益和现金流不足的问题。最后，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以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通过增加一般债券或国债等方式来逐步淡化专项债券的逆周期调控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贾俊雪提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需处理好五组关系。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未来需要特别注意债务融资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调整政府职能。三是央地财政关系，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源头上遏制地方举债的动机。四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协调两者关系，使其能够同向发力，缓解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性。五是行政管控和市场约束的关系，债券市场相对规模较小，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有限，而行政管控太过刚性且与任期有关。

　　建议完善地方的投融资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项目采取差异化的融资模式。科学界定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分类管理，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可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收益债券，前者主要是投入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后者则是地方非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的债务。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和风险预警体系，建立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统计口径，加强全口径管理。